2021年10月29日，由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品，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发行的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登陆全国院线。
6月25日，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邀请九位资深业内专家举行了“内部看片会”活动。从电影的艺术性，艺术创作的维度、广度，类型片创作的探究等方面进行了专业性的思考。专家们的观点，对于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本身、对于类型片电影的发展，都是一种借鉴。
王杰：艺术创新与当代文艺创作
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集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美学、审美人类学、当代美学问题。担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文学评审专家，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基本问题与批评形态”首席专家等。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出版学术专著《审美幻象——现代美学导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美学问题》、《现代审美问题：人类学的反思》等。
对于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王杰的感受是情感刻画到位，特别是电影的后半部分，细节的处理让人感动。更为难得的是这部具有时代气息的电影，把我们党坚持做好脱贫攻坚、做好美丽乡村建设等等工作用朴素的电影语言讲述出来。
作为长期研究美学的学者，王杰从自己的工作实践对电影进行了分析。
首先是如何做好主旋律题材电影与市场的结合。在王杰看来，今天的电影行业在主旋律题材电影的拍摄方面已经做得比较好了，《青春作伴好还乡》就是这样的作品，具备思想性和艺术性双丰收的硬件基础。
王杰认为，农村题材是长影的传统和优势所在。而且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农村题材在文学艺术上是最有成就的，过去几十年我们国家从黄土高坡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从柳青到路遥均是如此。这个现象从世界美学史上来看也是有意义的，这是人类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中很有内涵、很厚重、很深沉的东西。
基于这个视角，王杰思考的是如何把农村特有的“土味儿”与电影拍摄更好的结合。因为这种原生态是有生命力的，也一定会受到当代年轻人的欢迎。
结合观看《青春作伴好还乡》过程中的感动，王杰认为感动的基础就是真实、接地气。他从电影主人公管松江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这就是生活的感受。他也深信生活里一定还有很多人跟自己一样，会在电影里收获共鸣。
他认为，这部电影有题材真实，也有艺术真实。艺术真实其实就是情感真实，情感真实和现实事件的真实，有时候是不完全直接对应的，但对观众来讲是能感受到的，通过艺术的呈现让观众感受到，就能打动人，就能呈现出不一样的精彩。
李龙：展现时代特色 凸显青春与创业激情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学学科负责人，吉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文学博士，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学部客座教授，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东亚系、英国牛津大学摄政公园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合作”全球化理论工作坊访问学者。主要从事美学、文艺学和艺术理论研究。已经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四部、译著一部，主编、合著十余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各类项目10余项。
对于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李龙最直观的感受是好剧本成就了好电影。但作为一名哲学研究学者，李龙更愿意梳理电影的社会价值。
《青春作伴好还乡》是讲述青春奋斗的作品，而“青春”这个题材在共和国的电影史上，从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主题，而且每个时代对于青春的探讨都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
电影《青春之歌》把年轻人的青春放在革命、放在民族解放这个大命题里进行探讨；电影《庐山恋》、《牧马人》把年轻人的青春融入国家转型这个大时代背景，探究的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则是以回望的姿态解构上一辈人的青春价值和成长历程，推动那个时代年轻人认识自己的青春和人生意义。
进入新世纪，新一代年轻人青春的价值和意义又该如何安放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讲述了脱贫攻坚、返乡创业的大时代主题，而管松江这个人物的塑造，很好的契合了时代精神，让年轻人产生代入感，去思考今天的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征途上，你的青春该如何安放？你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站在时代背景下思考青春的价值和意义，就是《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成功之处。
《青春作伴好还乡》讲述了“返乡”的命题。这是贯穿中国电影史的大命题，是很容易产生情感共鸣的题材。
我们为什么要返乡？这是一个思想启蒙的话题，《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出现，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对返乡这个社会命题的哲学思考，是社会集体思考的成果体现。这部作品呈现的是当代青年人如何把自身发展与时代发展结合的思考，是通过青春张力唤醒集体性力量的思考。
李龙对这部农村题材电影的人物塑造也有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农村题材电影的叙事模式，一定有正面形象、反面形象和中间人。而在现代文学史上这种中间人物的类型往往是最出彩的。因为正面角色和反面角色的形象都相对固定，恰恰是中间人物容易产生戏剧效果。
《青春作伴好还乡》的中间人物，正好是程野和张鹤伦饰演的角色。他们的角色定位很有色彩，角色定位本身就能带动节奏。这样的中间人物角色的塑造，对于今后农村题材电影的创作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曲红梅：“青春、返乡”命题下的哲学思考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吉林大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大学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中国伦理学会常务理事，第二届“中国伦理学十大杰出青年学者”，“2020年度宝钢优秀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康德政治哲学、环境伦理学等。
作为从事伦理学研究的学者，曲红梅从学术角度，对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的价值进行了思考和解读。对她来说，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是值得尊敬的，因为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自己会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而感到激动。
激动的根源就在于：情感共鸣。情感共鸣的起点在于电影选取的名字“青春作伴好还乡”。取自伟大诗人杜甫名篇的这句诗，把每个中国人对国家、对故土的热爱呈现出来。
由此，曲红梅总结出两个关键词：青春和还乡。
从青春的角度，曲红梅在影片中看到了年轻人的朝气蓬勃，因为朝气蓬勃，所以他们充满推动社会进步、改变生活状态的理想，这是一种精神的诉求。
从还乡的角度，影片呈现出了一组当代青年群像，把这些青年人努力改变乡村面貌的追求从精神层面展现出来，值得推崇。
作为研究伦理学的学者，曲红梅在观影中也思考了乡村伦理的命题。在她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讨论了乡村伦理的问题，而影片中乡村伦理状况是随着时代发展在发生变化的，从学术角度，这是一次全新的思考，是新时代乡村伦理的思考。
深入探讨乡村伦理，对于了解当代农村青年是大有裨益的。曲红梅深信，《青春作伴好还乡》会引领接下来更加多样性的文艺作品和理论研究去反映新的乡村伦理风潮，这就是这部电影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
于勇：彰显奋斗价值 讲好时代故事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数字媒体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雪乡闹春》、《探寻远古的乐音——编钟》等数十篇专业学术作品荣获国家、省、市各级各类奖项。
任教高中语文，目前担任XX教育“十人课堂”语文
对于长影的最新力作《青春作伴好还乡》，于勇归纳了一个关键词：感动！
感动来源于同理心。
对于于勇来说，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翻天覆地变化的亲历者。正是因为这种感同身受，所以对新世纪、新时代在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的变化感触良多。他从城市的视角感受到农村的巨变，被有志青年学成返乡的故事所感动。
因为有切身体会，所以《青春作伴好还乡》这部有人情味、反映新时代乡村青年风貌的电影，让他耳目一新。这种既反映时代风貌又接地气的电影正是这个时代需要的文艺作品。
感动源于生活体验。
于勇的学生中有不少选调生，这些学生常年扎根基层，他们就是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中扎根乡村、为脱贫攻坚奉献青春、为实现乡村振兴而奋斗的群体。
跟电影中的人物一样，这些年轻人工作之初也有这样那样的困惑，也经历了这样那样的难处，《青春作伴好还乡》很好的浓缩了这个群体的人生经历。从于勇的角度看，《青春作伴好还乡》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对于这部时代特色明显的电影，于勇看到了顺畅、完整的故事；看到了多线叙事的严丝合缝；看到了影片的观赏性和艺术价值。
于勇认为《青春作伴好还乡》最大的价值就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参考意义。只要深入生活，挖掘生活，以情动人，通过创意和艺术创作把鲜活、饱满、能产生共鸣的作品呈现给社会，就能得到观众的认可。
史册：在赓续传统中探寻创新与发展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曾任吉林电视台法制频道副总监。曾获第三届、第四届主持人“金话筒”银奖；1997年被评为“吉林电视台十佳播音员主持人”；1998年被评为“全国百优电视节目主持人”；2019年获“五个一工程奖”。
对于长影集团的最新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史册观影之后心情是激动的。尤其是影片中管松江被调查期间的坚定、顽强，让人动情。史册认为，从观众的角度，这就是情感的共鸣。作为一部青春励志电影，能让观众内心受到触动，就足以证明这部电影是优秀的、成功的。
对于观影感受，史册用两个关键词总结。
首先是“赓续”。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始终在强调赓续初心，在欣赏完这部电影之后，史册认为长影集团也在用自己的身体力行，赓续文艺工作者的情怀。
从1959年的经典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到今天的《青春作伴好还乡》，两部跨越60年的电影在人物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在讲述奋斗的青春。但在电影的讲述上，《青春作伴好还乡》又是具有时代气息的，比如说物流、互联网等等，都是时代元素的体现。
作为长春人，史册更看重的是《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创作过程。编剧是长影的编剧，拍摄地是松原市和长影自己的影棚，这种立足本土的创作就是一种赓续，是长影对电影创作这个主业的赓续。
从这个角度看，长影集团是在用自己的努力践行电影人的使命和担当，用这样两部跨越60年的电影践行我们党的文艺创作理念，践行我们党的文化事业对农业的关注、对农村的关心、对农民的关爱始终不变。
史册总结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创新。60年前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是农村题材，这部《青春作伴好还乡》也是农村题材，但60年过去了，我们已经走进了新世纪，走进了新时代。同样的农村题材，讲述的方式和呈现的要素已经大不一样。所以《青春作伴好还乡》里的年轻人是生活在智能化、互联网背景的世界里的，他们所展现的生活状态跟60年前是完全不同的。
史册认为，这种创新给了当下的文艺工作者一个审视社会变化的窗口。比如在空间镜像上，《青春作伴好还乡》并没有直接描绘城市的生活，仅仅是用镜头语言很短的带过了主人公在学校的生活，其余的影像展示的都是今天的年轻人在农村生活的点滴，这实际上就是用视觉语言形成了对城市生活的镜像，城乡沟通就这样显示了出来。
史册说，她愿意把《青春作伴好还乡》看作长影再次振兴的标志，也期待着长影能以此为出发点，今后在青春、励志、悬疑、都市等各种题材的电影创作上，百花齐放，呈现勃勃生机。
徐伟东：用好“情感”这枚催泪弹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文学研究工作。著有《声·生不息——广播剧人口述史》、《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评(1918-2003)》等学术专著及10余篇学术论文。
在观看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的过程中，徐伟东对“情感”这个词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在与主创团队的交流中，她反复听到的一个词是“真实”！题材是真实的，情感是真实的。徐伟东觉得，自己能够被这部电影感动，基础就是情感真实，由此她认为可以确定，这是一部成功的电影。在感动之余，徐伟东反复思考，文学艺术和影视创作中该如何以情动人，如何用好“情感”这枚催泪弹。
结合《青春作伴好还乡》这部电影进行探讨，徐伟东认为，无论是题材真实，还是细节真实，都要归结于逻辑真实，并最终延伸到情感真实。这些内容，在这部影片里都可以找到。
比如说影片的一个悬疑点就是到底谁是举报人。当第二位举报人，也就是那位长者出现时，说了一句话：“我是举报人，我为什么要举报，我在思考的是如果管松江被停职了会怎么样，我们这个村的脱贫攻坚工作该怎么走？”
在徐伟东看来，这个环节的设计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并且伴随着感动和落泪。为什么感动？因为逻辑真实体现出来了，这个逻辑真实就是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家乡变的更好，希望为这样的变化努力。从这个细节她看到了主创团队反复打磨的用心。
这样的逻辑真实，在这部影片里随处可见。这样的逻辑真实汇总到一起，就把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立起来了，人物形象立起来了，真情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
徐伟东认为，影片的成功之处还在于细节处理，影片情节的推动就是依托于这些细节真实。比如管松江的父亲出场，说的就是：“这是我儿子，不是什么省长的孩子。”接下来回到家里，他把钱放到那儿，一个静态的展示，就把细节真实呈现出来了。
对于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逻辑真实也好，细节真实也好，最终的效果就是实现了以情动人。情感真实这个词是从文学角度来说的，但用这个词来衡量一部电影作品也完全可行。
通过这部电影，可以把情感真实的命题总结和放大出来，这对于其他影视作品的创作，也是可以借鉴的。观众能够被感动，也是一部影视作品最大的成功。
孔朝蓬：定位精准与展现情怀
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影视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吉林省美学学会副会长，吉林省传媒学会副会长，吉林省广播电影电视审查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委宣传部社会舆论咨询组成员，吉林电视台节目评审专家评委。
对于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孔朝蓬有一种情感上的亲切，因为从电影立项阶段，她就参加过相关论证。待到看完电影，她的感受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是电影情怀的呈现，总结起来可以用精准到位概括。通过观看电影，孔朝蓬认为比当初立项阶段看过的电影简介更好，电影的完整度更高。
同时，这部电影在反映主旋律的大方向上做的很好。从理论研究角度，孔朝蓬认为坚持进行主旋律电影市场化的探索，就是要让所有观众特别是年轻受众在观看主旋律题材电影时有代入感和贴近性。从这个方面看，《青春作伴好还乡》实现了有效统一。特别是在角色塑造上，电影主人公是一个有理想、有时代性、有温度的青年，这个形象是很丰满的。
对于电影主人公管松江的选调生身份，孔朝蓬有着现实体会。她所在学院曾经的一名优秀学生就是从农村考入大学，由于学业等各方面表现优秀，本科毕业后被保送到清华大学读研，他研究生毕业后自愿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艰苦的乡镇从事基层工作，目前已经成长为出色的基层领导干部。他的经历说明，确实有很多大学生如电影中的主人公管松江一样，他们心怀国家和广大人民，以自己所学知识回馈社会，他们也真正做到了只要扎根农村踏实工作，无论在哪儿都是建设家乡。
崔永泉：从共情的角度实现共鸣的诉求
曾任长春电视台台长、长春市广播电视局局长、长春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长春市政协文史委主任。
对于青春、励志的农村题材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崔永泉用“情怀”两个字总结观影感受。
从剧本创作角度，崔永泉深切的感受到编剧团队的理想主义情怀。这种情怀是一部电影作品成功的基础。
从电影本身审视，崔永泉认为这是一部故事性强、完成度高的作品，动人之处在于用情很深。特别是电影的最后，主人公讲到了一句话：“我连我父母都不能改变，我们还能改变社会吗？”把这句话与电影所展现的主人公面对挫折的顽强融合起来看，让人不由得动容。
由此，崔永泉觉得，《青春作伴好还乡》就是讲述一群充满情怀的理想主义者，在困难面前依然坚持理想的故事。只有在困难面前依然坚持理想，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从这个层面上看，这部电影不仅仅是反映脱贫攻坚这个大时代背景和新农村面貌的作品，而且呈现出了情怀和责任。《青春作伴好还乡》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因为这部电影展现的精神维度足够高！
对于人物塑造，崔永泉更多的关注了程野和张鹤伦两位喜剧演员饰演的角色。在他看来，这两个人物很有特点，与长影的经典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一些人物的角色非常类似。他们都曾经是“落后分子”，经身边的热血青年带动，最终实现转变。
与此同时，这部电影对时代元素的呈现是到位的。电影开场的rap、模特、网红带货、快递、物流等等，时尚元素都涉及到了，这是要肯定的。当代中国电影，必须对中国重大的历史事件做出回应和记录，这是电影工作者的责任。这一点，应该给长影点赞！
对于农村电影题材的发展，崔永泉认为《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创作是依托真实的新闻事件为基础的，这种方法值得肯定，在此基础上今后农村题材电影应该更多挖掘理想人物的人性光辉，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这方面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为未来同类型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韩志晨：以农村题材电影唱响振兴吉林发展主旋律
国家一级编剧、著名书法家、制片人、建国六十周年被国家广电总局、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表彰的“对中国电视剧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60位艺术家之一”。主要作品有与其兄韩志君合作的《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等，曾多次在国内、外获大奖。
在受邀参加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看片及研讨会时，韩志晨更愿意把自己定位成一名来自吉林省的农村题材影视剧编剧。
从这个出发点韩志晨认为，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第一个亮点是：强烈的时代特征。
如果说60多年前长影拍摄的经典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讲述了当时青年人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奋斗的故事，那么，在今天全面小康的历史时期，农村题材电影就要展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面貌。所以，《青春作伴好还乡》从返乡创业者欢乐歌舞的影像拉开电影的大幕，非常恰当，很有时代感。
浓郁的东北气息，是韩志晨眼中《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第二个鲜明特色。这部电影里呈现了黑土地、东北式幽默等众多吉林省的美学符号，这是通过电影的艺术形式在全国的电影行业、在全国各个社会层面，发出长影的声音，发出吉林的声音，发出东北的声音。
《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第三个亮点是：很好的把握了脱贫攻坚大时代背景下电影故事个性化策略选择。韩志晨说，他非常喜欢《青春作伴好还乡》里“治病救人”的元素，这种手法很好的展现了一个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工作成绩、错误和不断成长，并由此完整的展现一个故事。延展开来，这部电影中众多人物形象都很鲜活，东北人的性格特点突出。那种面对困难的乐观、豁达，把东北人对东北黑土地深沉的热爱和倔强，完美的呈现出来。
电影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从文化层面映射出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在发生变化。金钱至上、金钱万能、金钱能够改变一切的观点越来越没有市场，青春、奋斗等主流社会价值观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