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2024年最优秀的纪录电影之一,《里斯本丸沉没》不仅是一部还原历史真相的纪录片,更是一部引发全球观众深刻反思的优秀国际传播作品。而纪录电影作为具有记忆功能的一种特殊媒介,在社会记忆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媒介记忆视域,从叙事结构、影像史观、国际传播等角度,对《里斯本丸沉没》的价值建构进行深入剖析,探讨其艺术成就、思想深度以及国际传播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媒介记忆;纪录电影;价值建构;《里斯本丸沉没》
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在全国各大影院的热映,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这部由著名电影制片人、地球物理学者及海洋技术专家方励执导的影片,通过翔实的历史资料、珍贵的影像片段以及亲历者的口述,生动再现了1942年震惊世界的海难事故——英国商船“里斯本丸”在驶向日本途中被美军潜艇击中,最终沉没于太平洋深处的悲剧。正如影片开头打出的“本片完全基于历史事实”,《里斯本丸沉没》是一部深入挖掘历史真相、展现人性复杂多面性的佳作。
一、影片背景
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聚焦于二战期间一艘名为“里斯本丸”的客货船沉没事件。1942年9月,日军用改装货轮“里斯本丸”号将1816名英军战俘运往日本做苦力,却未悬挂任何表明船上载有战俘的标识,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在途经中国东极岛附近海域时,被美国潜艇误认为是敌船而发射鱼雷击中,导致船只迅速沉没。附近的中国渔民发现沉船迹象,自发赶来救援,百余名中国渔民冒着风浪和日军炮火,最终救起384人。
这一事件不仅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无情,也反映了战争中人性的复杂多面。战后,日本政府右翼势力长期否认或淡化这一事实,使得这一历史真相长期被遮蔽。直到近年来,随着探测技术的进步和多方的共同努力,里斯本丸的沉没位置终于被确认,这段尘封的历史才得以重见天日。
二、媒介记忆理论的内涵与发展
“媒介记忆”这一概念,作为媒介研究与记忆研究的交叉领域,近年来在学术界引发了持续的关注与深入的探讨。它揭示了媒介在记录、再现及塑造人类记忆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对人类理解自身历史、文化及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目前媒介记忆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第一条路径关注通过大众媒介所叙述的有关过去的记忆。大众媒介,如报纸、电视、互联网等,通过日常的信息采集、报道与传播活动,构建了一个以媒介为主导的社会记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媒介不仅记录和保存了历史事件,还通过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对事件进行解读、重构与传播,从而影响着公众对历史的认知与理解。例如,新闻媒体对某一事件的报道,可能会通过选择不同的叙述角度、强调特定的信息点、使用特定的语言风格等方式,塑造公众对该事件的记忆。
第二条路径则侧重于媒介记忆对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影响。个体记忆是人类对自身过去发生发展的认知,它深藏在人们的内心,是我们情感与认知的来源。而媒介记忆则是对个体记忆的一种媒介化外包,将媒介作为个体记忆的一种辅助和延伸。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化的媒介记忆以其海量的存储和高速的传输与运算能力,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辅助和延伸记忆的功能。同时,媒介记忆还为群体历史提供了虚拟空间和海量存档,通过新的媒介技术发展,为集体记忆的索引、交流、扩散提供了平台。这使得个体记忆的局限性、纸质书写的边界等都被打破,集体记忆得以跨越时空的限制,实现更广泛的传播与共享。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媒介记忆指的是:“媒介通过对日常信息的采集、理解、编辑、存贮、提取和传播,形成一种以媒介为主导的人类一切记忆的平台和核心,并以此影响人类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1]
在理论框架方面,学者们提出了多种理论来解释媒介记忆的形成与传播机制。其中,媒介化记忆理论强调媒介在记忆形成与传播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文化记忆理论则关注媒介如何参与文化记忆的构建与传承;而数字记忆理论则侧重于探讨数字媒体在记忆形成与传播中的新特点与新趋势。[2]这些理论为媒介记忆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分析工具。
在目前文化记忆的研究中,有两大最新进展,一是文化记忆从强调文化产品的静态模型转向强调文化产品的动态模型,以及参与持续产生对过去的共同观点的社会进程;二是人们对媒体的作用及其在这些动态中超越单纯存储的作用越来越感兴趣。于是,媒介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学者们开始关注媒介在文化记忆的生产、传播与重构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调解、补救和中介性如何塑造文化记忆的对象和行为。[3]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网络媒介在媒介记忆领域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例如,互联网为建造专门纪念悲剧或灾难性事件的纪念碑以及行使集体记忆创造了无数的可能性。The Prosumption of Commemoration：Disasters，Digital Memory Banks，and Online Collective Memory一文中,通过分析提交给两个专门记录这些灾难的数字档案馆(9月11日数字档案馆和飓风数字记忆库)的信息和故事,探讨了在线灾难纪念的本质。通过将这些在线档案视为产消合一的网站,因为这些网站的用户既生产又消费其内容,出现了围绕纪念和集体记忆的其他产消合一导向趋势,这些趋势包括自发神社的日益普及和治疗纪念碑的日益接受。这两种形式的生产消费也在网上研究的数字记忆库中得到体现,因为它们允许各种各样的不同用户为纪念9 月11日和卡特里娜飓风做出贡献,而这些方式往往寻求制定一种治疗性的自我—帮助和情感宣泄。然而,对这些档案中留下的信息和故事的分析也指出了这种消费治疗形式的一些政治局限性。[4]这种档案不仅记录了历史事件,还通过用户的参与和互动,塑造了一种在线集体记忆。这种在线集体记忆不仅具有治疗性的自我帮助和情感宣泄的功能,也反映了当代公众对记忆的痴迷与健忘症加速之间的矛盾联系。[5]
此外,社会运动与数字媒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也成为媒介记忆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运动通过数字媒体平台传播其理念、动员参与者、记录并传播其活动,从而塑造了一种社会运动的数字记忆。这种数字记忆不仅记录了社会运动的历史轨迹,还通过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对社会运动进行了重新定义与解读。同时,数字媒体平台也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参与社会记忆塑造的渠道,使得社会记忆不再是单一的、线性的历史叙述,而是多元的、互动的文化记忆。
《里斯本丸沉没》为公众提供了一个记忆的文本,通过纪录电影的手段进行传播,对那段尘封的历史进行“打捞”,并传播至人类共同记忆的空间中。
三、叙事结构
作为一部旨在还原历史真相、探讨人性与命运的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采用了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一方面,以里斯本丸沉没的故事为主线,深度挖掘史料,力求还原真相;另一方面,以导演方励的探访为线索,去寻找一个又一个遇难者的家属,将那些沉没于海底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故事浮现出来。在此基础上,《里斯本丸沉没》展现了中、英、美、日四国亲历者及其亲友、后代的不同视角,并利用大量历史资料、口述回忆、档案文献、现场考察及模拟动画等手段,实现了对历史事件的多维度立体呈现。
(一)主线叙事:里斯本丸的沉没与真相探寻
《里斯本丸沉没》的主线围绕着里斯本丸号的沉没事件展开,这是一场发生在二战期间的深重海难,承载着千余条生命的消逝与历史的沉痛。由于这段历史被刻意地遮蔽,导致沉船位置始终不明。近年来,由于探测技术进步,才真正将这艘沉没的船找到。而发现船的位置,距离日方之前公布的位置,相距甚远。除此之外,由于当时里斯本丸在从香港返回日本本土的过程中,并未悬挂其带有英国战俘的标识,这一行为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从而导致了该船在行驶至中国东极岛海域时,被美国舰艇发射鱼雷击中,造成一千多人死亡的惨剧。战后的日本政府右翼否认或故意淡化当时的事实,使得这段历史成为没有被广为所知的史实。
创作者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口述回忆、档案文献以及现场考察等手段,力求还原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并利用电影镜头、声音效果和旁白解说等媒介手段,将历史事件重新构建为观众可感知、可理解的记忆符号。细致而完整地呈现了里斯本丸号从香港启航,到最终在中国东极岛海域被美国舰艇误击沉没,英国战俘从陷入绝境到被中国渔民救起生还的全过程。这些记忆符号不仅唤醒了观众对历史事件的记忆,还激发了他们对历史的思考和反思。
(二)副线叙事:导演的探访之旅与情感共鸣
与主线叙事并行的,是导演方励的探访之旅,他的好奇心是开启整个事件挖掘的原动力。他不计成本,花费200多万元人民币,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连续刊登整版广告,寻找“里斯本丸”号涉事英军战俘及其后人。BBC也把方励请到直播间做采访,陆续有380多位亲历者的后代主动同他们取得联系。利用这些线索,方励走访中、英、美、日多地,去往一个个当事人及其后代的家,将那些沉睡于历史长河中的遇难者及其家属重新带回到公众的视野之中。导演方励不仅是一位记录者,更是一位探寻者和传播者。他带着对历史的敬畏和对真相的追求,跨越千山万水,寻访了一个又一个遇难者的家属,倾听他们的心声,记录他们的故事。
在探访过程中,导演方励不仅搜集到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还通过与遇难者家属的深入交流,将那些曾经只存在于数字和档案中的生命重新赋予了温度和情感。导演利用纪录片这一媒介形式,将探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并通过镜头语言和叙述技巧进行强化和呈现,让观众看到了遇难者的样貌、个性、家庭,以及他们的亲人无尽的爱与伤痛。通过导演的镜头和叙述,数字变成故事被一一呈现给观众,让观众在震撼与感动中感受到历史的重量和人性的光辉。
(三)双线并行:构建独特的叙事风貌
《里斯本丸沉没》的双线叙事结构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相互补充,共同构建出影片独特的叙事风貌。一方面,主线叙事为观众提供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和真相;另一方面,副线叙事则通过导演的个人探访和情感共鸣,将历史事件与人物命运紧密相连,使观众在感受人性的同时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观众在接近事件过程中,又在每一个人物的故事打开中被激发出深层次情感。整部纪录片像是一条珍珠项链,线是探寻历史事件的过程,每一位人物的展示段落,则构成了一颗颗项链上的珍珠,熠熠生辉。
这种双线并行的叙事手法不仅丰富了影片的内容层次,让史料更加真实立体,还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和参与感。[6]观众在跟随主线叙事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也会不时地被副线叙事中的故事所打动和感染。这种情感上的波动和变化使得影片更加生动有趣、引人入胜。
四、影像史观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滴水珠都映射着当下的光影,每一次回望都是对现实的某种折射—当历史被表述时,其实是与现实密切关联的。《里斯本丸沉没》这部影片,正是以太平洋战争的宏大背景为画布,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光辉,通过媒介记忆的方式,将一段尘封的历史重新呈现给世人,让我们在观影的同时,不仅感受到历史的震撼,更引发对现实的深刻反思。
(一)残酷的历史真相
影片《里斯本丸沉没》以二战时期的一段真实事件为蓝本,将观众带入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日军将战俘装进里斯本丸,却没有在船上悬挂相应的标识,这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也是导致美军看到该船经过之后,发射鱼雷向其进攻的原因,也就此引发了后续的灾难。而在船只受损后,日军非但没有积极救援,反而利用战俘作为劳动力,让他们彻夜泵水,试图挽救这艘即将沉没的船只。然而,战俘中不乏伤病员,他们在极度疲惫和绝望中挣扎,许多人因此丧命。当船只最终无法挽回地倾斜时,日军竟用帆布和木板将战俘所在的舱口封死,企图让他们与船只一同沉没。而当求生的本能驱使着战俘们割破帆布逃出货舱,却遭到了日军士兵的疯狂扫射,无数生命在枪林弹雨中终结。即便有人侥幸跳海逃生,也因伤势过重而未能幸免。此后,虽然中国渔民进场救起了很多战俘,可是日军却在随后搜查东极岛,将绝大部分死里逃生的战俘们再次抓捕,送往日本的大阪战俘营。而在此过程中,又有不少英军军官和士兵死亡。这一系列事件的还原呈现,不仅是对战争残酷性的直观展示,更是对人性阴暗面的深刻揭露。
(二)媒介记忆与历史的重构
导演方励在创作此片时,展现出了极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追求。为了获取最真实的历史资料,他远赴日本进行深入采访,访谈对象包括里斯本丸的船长后代、日本历史学家及政府相关部门。
在日本历史学家的访谈中,我们不难发现其言辞间的犹豫与闪烁,这背后,既有日本社会对于历史的敏感与保守,也反映了集体无意识对历史记忆的模糊与扭曲。而船长后代的陈述,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日本民族性格中的保守特质,即不愿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倾向于维护内部的和谐与统一,这种心态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的客观呈现与深刻反思。
导演这一系列史料的挖掘、挑选、组合与呈现,不仅是对历史真相的尊重,更是对通过纪录片这一媒介,对观众记忆的一次深度重构。
(三)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影片《里斯本丸沉没》展现了日军的残暴,反映了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的歪曲与否认,以及日本民众中存在的保守心态。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影片复杂而多维的历史图景,但是,导演的初衷绝不是为了重新制造仇恨。正如在反思二战的电影《朗读者》(The Reader,2008)中,当法庭草率地判决汉娜有罪的时候,是将仇恨投射向了一个客体,让她承受了所有的恶意。但如此一来,审判别人的人也经不得起历史的审判。
在影片中,导演并未简单地将仇恨投射于某一特定的群体,而是以一种更为宽容和理性的态度,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他通过影片,引导观众直面历史,理解历史发生的原因与背景,从而激发人们对和平的珍视与对战争的警惕。也正如《朗读者》中所展现的那样,简单地将仇恨归咎于某个个体或群体,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加剧社会矛盾与冲突。唯有通过深入的历史反思与自我审视,才能避免灾难的重演。
五、国际传播
在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国家间裂痕加深、区域矛盾与冲突频发的当下,国际传播成为连接不同文明、促进相互理解的重要桥梁。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日益提升,但伴随而来的不仅是赞誉,也有误解与污名化。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具有国际传播潜力的影像文本,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多元的中国,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纪录片,以其独特的纪实性、艺术性和思想深度,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里斯本丸沉没》正是一部具备良好国际传播属性的纪录电影。
(一)国际故事的全球共鸣与媒介记忆的重构
《里斯本丸沉没》以二战为背景,构建了一个涉及中国、日本、英国、美国等多国角力的宏大叙事框架。这一故事的选择本身就具有国际性,能够跨越文化和地域的界限,触动全球观众的心弦。二战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之一,其影响深远,至今仍是各国人民共同的记忆与反思的对象。影片通过这一历史事件的再现,不仅让观众重温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引发了对于战争、和平、人性等议题的深刻思考。
从受众的接近性心理出发,该片能够吸引北美、欧洲、东亚乃至全球范围内对战争历史感兴趣的观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众,虽然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可能存在差异,但人性中的善良、勇敢、无私等美好品质却是共通的。影片通过细腻的情感刻画和深刻的主题挖掘,成功搭建了一座沟通不同文化和心灵的桥梁,让全球观众在共同的历史记忆中找到共鸣。
更重要的是,除了题材本身,影片通过纪录片这一媒介,以其细腻的叙事和视觉呈现,重构了观众对于二战期间中国形象的媒介记忆,使得中国渔民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成为观众心中难以忘怀的一部分,加深了对中国形象的理解和认同。
(二)中国人形象的多元展现
《里斯本丸沉没》呈现出了多层次的、丰富立体的中国人形象。第一个层次是东极岛的渔民。他们不仅是中国普通民众的代表,更是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践行者。解说词写道:正是由于中国渔民出场的营救,才使得日本军停止了对海上漂浮的英军战俘的杀戮。朴素的中国渔民们,自发驾驶着小舢板,往来于战场和岛屿之间,将逃出来的战俘们转移到安全地带。而且,他们还竭尽人道主义为受伤的士兵们救治,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将英国士兵藏在了安全地带,直至日本军离开,再辗转多地,将他们送返大使馆,使得这些战俘避免了被日本军带回本土。他们的勇敢、无私、无畏、包容,感动了战俘、他们的家人,以及银幕前的观众。
此外,影片中梁素金这一角色的出现,则是另一种中国人形象的呈现,为影片增添了一抹柔情与坚韧。她本是英国士兵约翰·韦弗的未婚妻。正在俩人计划结婚时,该士兵在香港被俘虏,并随同其他战俘一起搭乘里斯本丸号,送往日本。他们的感情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为了爱情,女方不惜与家人决裂。男方也给自己的家人写信,称自己非梁素琴不娶。可是,这对恋人的爱却未能抵过战争的残酷。约翰·韦弗与里斯本丸号一起长眠海底,但直到五年后,梁素琴才得知这个消息。感人的是,梁素琴本可以得到一笔抚恤金,可她原封不动地寄回给了约翰·韦弗的家人,因为她认为他们比她更需要这笔钱。这个细节,通过约翰·韦弗的家人口述呈现了出来,无疑增加了真实性。向全球观众展示了这样一个有情、有义、有爱的中国女性形象。
(三)创作团队的媒介素养与人文精神
《里斯本丸沉没》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部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纪录片作品,离不开导演方励及其团队的辛勤付出和卓越才华。
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客观、理性、坚韧等特质,让我们看到了一群具有很高的媒介素养与人文精神的人。他们在对历史保持着好奇心的同时又非常谨慎地面对历史,去寻找史料,从而为唤起观众的情感与思考工作着;并且他们勇于探索和创新,以独特的视角和叙事手法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呈现在观众面前。他们所呈现出的艺术能力和思想水平,令人感佩。
(四)国际传播的价值与意义
上述提到的这些具备了中国气质的元素,在影像之中,又在影像之外,让观众对于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产生了更深刻的理解。《里斯本丸沉没》的出色不仅在于其本身的艺术成就和思想深度,更在于它所蕴含的国际传播价值与意义。“文化共享”的深层内核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共同的生命记忆,也就是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说的“纯粹记忆”,影片通过共同故事的讲述唤醒着观众共同的“纯粹记忆”,有助于让更多国际观众“在世界文明史意义上理解全球中国”[7]。通过这些作品的传播和推广,可以增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促进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和繁荣。
同时,《里斯本丸沉没》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国际传播策略的新视角,为国际传播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思路与参考。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国际传播已经不再是单向的灌输和宣传,而是需要更加注重双向的交流和互动。只有当我们能够站在全球视角上审视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时,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差异和多样性。而纪录片作为一种具有纪实性和艺术性的影像文本形式,是展示和传递中国价值观和文化元素的绝佳载体。《里斯本丸沉没》立足于二战背景下里斯本丸号沉没这一具备共通性的题材,通过多种视角、多种形式对共通性题材进行呈现,辅以清晰的背景知识,这样的创作方式,能够有效地降低文化折扣与解读偏移,良好地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强化文化共享。[8]
结语
作为2024年最优秀的纪录电影之一,《里斯本丸沉没》不仅是一部还原历史真相的纪录片,更是一部引发全球观众深刻反思的优秀国际传播作品。通过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影片带领观众抽丝剥茧地再现了里斯本丸沉没事件的全貌与真相,又通过导演方励的探访之旅,将那些沉睡于历史长河中的遇难者及其家属重新带回到公众的视野。不仅让观众重温了二战期间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更通过媒介记忆的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刻的重构与解读。影片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故事,既是对历史的真实还原,也是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剖析,还是对战争残酷的有力控诉。
而在国际传播的视角下,《里斯本丸沉没》以其独特的国际视角和深刻的人文关怀,成功搭建了一座沟通不同文化和心灵的桥梁。它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多元的中国,展示了中国人民在战争中的智慧果敢与人道主义精神。同时,影片也提醒我们,面对历史,我们应保持敬畏之心,勇于正视并反思过去的错误与悲剧,以避免未来重蹈覆辙。而在未来的国际传播中,我们也需要更多像《里斯本丸沉没》这样的作品来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通过媒介记忆的力量,我们可以让世界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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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智(1977— ),男,重庆人,博士,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影像叙事、视听传播与纪录片;
李潇雨(2001— ),女,四川绵阳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202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影像叙事、视听传播与纪录片。
